书讯 | 坂井洋史：大音生于心——2020年第4期《点滴》推出巴金研究者李存光学术回顾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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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点滴》“雾·雨·电”栏目推出李存光先生学术研究回顾专辑，坂井洋史、辜也平、周立民分别撰文从不同角度写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存光老师”。

大音生于心

——我所理解的李存光先生

文 | 坂井洋史

　　李存光先生嗓门很大。我曾多次目睹过，当研讨会会场的扩音器系统出了毛病，不正常工作时，他就宣称不需要麦克风，然后不等机器修好，就开始讲话。他知道自己的声音有多大。

　　李先生是我三十多年前见面并亲切交谈的第一位中国大陆的一流学者。之后，在中国，在日本，主要在巴金研究界的多次活动中，我跟他见面，虽非频繁，但其次数可谓不少。通过这些机会，我对他的认识逐渐加深了。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其精力充沛和开朗热情的风度，尤其是他那洪亮的声音。如此印象，从首次见面迄今，未曾改变过。

　　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最大的功劳是，通过文献资料的博搜，为巴金研究奠定了文学研究据以站稳的文献学基础。这是有目共睹、学界公认的事实，从事巴金研究的学者无不从中受益。

　　但是，我却有一个奇妙的印象：他一丝不苟的严谨学术风格和他的外表风度，尤其是他洪亮无比的声音，呈现出一种不协调的奇妙对比，如何也无法统一。当然这只是一种主观的看法，甚至是一种偏见。有同样印象的人，不知有没有？

1989年11月在上海青浦召开的第一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左起：汪应果、坂井洋史、樋口进、山口守、李存光

　　现在我应该如何展开这篇文章呢？

　　虽说我们交往淡如水，但既然有长达三十多年的历史，各种回忆和足以令人窥见先生之个性和为人的插话逸闻也颇不乏。但是，随便介绍几个插话逸闻，最后以欢呼万岁的颂词收尾那一类“常见”的文章，还是将它留给与他经常接触的本土人士吧。我之所以不这么写，当然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缺乏文采，无法将如此插话逸闻巧妙地拼凑起来，将一个人物的个性活生生地浮现出来。

　　那么，要“评价”先生的研究成就吗？原则上，“评价”前辈学者的业绩，是在学术研究中非常普遍的、每个研究者都应该做的研究运作中一个重要环节：掌握研究史，批判性地解读前人的工作——吸取需要吸取的东西，批判需要批判的东西——，从中发现课题上尚待解决的问题和无人涉足的空白点，在那里发现自己的研究能够发挥原创性的空间……这是学术研究的常规工作。为贤者讳、凡以长辈之所言为是，这是学术研究应该忌讳的、不必要的礼节。但是，想到李先生对文献资料的探索和掌握已经达到了凡人望尘莫及的水平，不允许普通人随便评判，更不允许老外轻易插嘴，那么，“评价”先生的研究，谈何容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妄想而已。

　　如此想来，我只好将叙述的重点放在我个人的经验和感受而展开这篇文章。文不对题，实属无奈。

　　我手头有《巴金研究资料》上中下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料集[乙种]》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初版），这是1986年4月在东京第一次晤面时李先生见赠的。当时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的成员来日本的吧？记得在东京女子大学举办一次演讲之类的学术活动，活动结束后在校园里的老洋房“赖肖尔馆Reischauer House”（曾任美国驻日大使、哈佛大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第二任社长的东方学家E.O.赖肖尔的父亲A.K.莱肖尔传教士一家从1927年居住几年的房子）举行了便宴，而在那聚会上，我与李先生第一次见面的。当时我在读博二，中文讲得实在不行，言不尽意，当谈到我当时从事的研究课题时，我想说“客观地重新评价无政府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影响”，但是真令人焦急，我如何也无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尴尬的情景，至今给我留下极其鲜明的记忆，所以我想上述年份、地点等应该没有记错。还有一个理由：我的老师伊藤虎丸先生当时任东京女子大学教授，原来和社科院文研所副所长马良春教授是肝胆相照的莫逆之交，那么李先生参加的确实是以马教授为首的访问团吧？很遗憾，除此之外，我几乎都忘记了1986年的情况；越努力回忆，越和后续的诸多记忆混淆在一起，时间的先后也越模糊，复数的场景越混杂起来。罢了，让我放弃这样的努力吧。

　　然而，当做着如此徒劳无功的努力而困惑时，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当年李先生怎么会知道连“初出茅庐”都还说不上的我？

　　截至1986年4月的阶段，我公开发表的与巴金有关的文章只有两篇：《1920年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巴金》（1983年6月）和《关于〈灭亡〉——关于〈流亡〉之含义》（1984年6月）。两篇都是日文，发表在叫《猫头鹰——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学》的刊物上。这刊物是东京大学中文专业和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自己掏腰包出版的，发行量不大，仅流通在小小圈内的同人杂志。在正常情况下，发表在如此小刊物上的文章会引起外国研究者注意的几率微乎其微。李先生究竟是由何渠道而获得这方面的信息呢？这至今仍是个“谜”。至于《关于〈灭亡〉——关于〈流亡〉之含义》一文，在我与他相识的同一年出版的《巴金研究在国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收录了译文，我猜想其原本很有可能是李先生提供的。不管如何，连国外一个无名研究生的文章都能掌握，仅从这一件事上，就很明显地看得出他收集资料和研究信息的能力之强，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下面我通过自己有限的经验和感受，瞥见当时日本的巴金研究情况及其水平之一斑。

　　我在1981年和1983年写了两次本科毕业论文，前面提到的《1920年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巴金》就是在第二次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在撰写这两篇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意识到研究条件的不足：即使下决心研究巴金，阅读他的全部作品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没有可靠的、详尽的“定本全集”可作为基础文本。这是最大的问题。

　　当时我放在座右而时常翻看的是香港南国出版社“盗印”五六十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刊十四卷本《巴金文集》的“绛色封面”精装本一套，以及拆开这套文集而将所收各集子分别印成单行本的十几种。巴金曾在《随想录》中提到这套“盗版文集”，认为它在自己变成牛鬼蛇神的年代，居然成为把自己和海外读者系在一起的渠道，还是难得的（第123篇《为旧作新版写序》，1984年）。我阅读巴金作品，始于1978年，虽然属于稍微年轻一代，但总算是如此“海外读者”之一吧。当然，日本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高校以及私人藏书中都会有旧版书刊，比如说我父亲收藏的书刊中也有开明版的《春》《秋》。但一个学生不可能跑遍各地收集这些，而且国外遗留下来的旧版书刊本来极为有限，这是不待言的。

　　这里还有一个插话可以说明当时基本研究资料的严重不足。1979年8月，研究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工具书之一《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被重印（第一版出版于1959年12月），该书第三卷收录了关于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刊物的解题、发刊词等重要文章以及目录。通过这个目录，我们可以知道1920年代后期广东新会出版的《民钟》杂志上原来载有不少巴金的文章。不用赘言，在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参见如此刊物，根本不可能（至于《民钟》，后来才知道山口大学收藏有零本《民钟》共有三期）。明知有此文本，却无法目睹，正是梦寐以求、鞭长莫及，遗憾之极。

　　关于《民钟》，还有一段插话。记得大概是在我准备写第一篇毕业论文的时候，中国放开国门，开始接受日本留学生。我的同班同学中也就有两个人马上拿到什么奖学金，踊跃而去留学。机会难得，我就给其中一个留学天津南开大学的朋友写信，让他找《民钟》，委托给我复印几篇文章。后来他回国时，带回来的却不是原本的复印件，而是打印本的复印件，当时的我还有点失望！我现在猜想，这个重新打印的《民钟》，也有可能是为了编纂批判无政府主义或巴金的资料集而收集的资料之一部分。

香港南国出版社版《巴金文集》和《家》《春》《秋》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通过已故樋口进教授的长编论文《巴金与无政府主义》（《西南学院大学学术研究所纪要》No.14,1978年10月）可以了解到日本学者在如此有限的研究条件下，为研究巴金而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他们达到的研究水平。该书中文版近年出版，因此无需由我说明其具体内容，但从目前巴金研究的整体水平来看，除了有关日本小说家芹泽光治良的一章外，其参考价值已经几乎完全丧失。这也是无奈。比如那个无政府主义杂志《民钟》，樋口先生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目录中拾取巴金所著文章题目，尽力“想象”其内容。他的如此推测本身，且不问其当否，在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参考原文的情况下，基本失去了大部分意义。不过，我仍然不得不佩服当时樋口先生的苦心；将极其有限的资料拼凑起来，敢于切入“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此一对于巴金研究上极其重要的问题。毋庸讳言，缺乏原始资料的研究环境，尤其是在国外，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可以自然改善的。实际上，1986年我有幸得到李存光先生所编《巴金研究资料》时，上述情况也基本没有改变。

　　作家研究的第一步是著作的全面收集和可靠的文本即“定本”的确定，而为要收集著作，首先有必要编订著作目录。每个踏实严肃的文学研究者无不准备一份研究对象的著作目录，作为研究的基础。在日本，饭冢朗、野间信幸两位先生不要将这种基础性准备工作留在个人的手里，进一步公开出版了《巴金著译目录》（咿呀之会，大阪，1985年8月）供研究者参考。饭冢先生是日本巴金研究的开拓者、辛勤的翻译者，今天通行的《家》日译本还是出自先生之手。在编纂这个目录的过程中，他不厌其烦地打电话给我这样一个刚出道不久的小伙子，确认几个问题。当时他快八十岁了，但他谦虚的态度和热情让我肃然起敬，也让我折服（我跟他直接交涉就只有那么一次）。

　　域外研究者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尽他们所能编制巴金著译目录，好不容易完成而问世，偏偏与此差不多同时，李存光先生所编《巴金研究资料》也出现了。很明显，作为一部著译目录，两者的信息量真有天壤之别。当年中日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不像后来那样频繁，当然还是远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前，日版目录编者也不知道中国大陆有一个叫李存光的超级专家占着身为本土学者的优势，正在全面、周到、细致地编制巴金的著作目录（看看饭冢先生1984年11月该目录后记的记载可以了解，他仅看过先于《巴金研究资料》而在1981年11月《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2辑上发表的《巴金著译六十年目录》）。对于日版目录编者来说，这是不可避免却又巨大的不幸。学术研究的世界里有时会发生如此无情、悲剧性的局面。如今，没有人会参看咿呀之会版的目录吧。一句话说，这是一部学术生命极其短暂的不幸目录。

　　话题似乎终于回到了李先生身上。我在2013年出版的《巴金论集》一书的后记中，感谢给我慷慨赐序的先生，并写下了如下文字：

左 : 樋口进《巴金与安那其主义》原版封面

右 : 饭冢朗、野间信幸编《巴金著译目录》封面

　　回想起来，我有幸认识李先生已有25年。原来，李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之后，这位巴金研究界的权威性学者一直鼓励我、扶掖我（1996年他还帮过我出一本《巴金的世界》）。至于他对巴金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是大家公认的，用不着我来多言。我想强调他的为人处事值得学习。每次想到这一层上，我就想起我的老师伊藤虎丸先生经常提到的概念“道德脊梁moral backbone”。他确实不愧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优秀知识分子，虽然他的人生道路也不能说是一帆风顺的，据说也有过挫折和坎坷，但是他对人生那么乐观、对事业那么投入，其“道德脊梁”从来没有歪曲过。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应该说是真正的“学恩”。

　　在此，我用了“学恩”一词，主要为了说明李先生的为人、接人待物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其实，这一段话未免有语焉不详之嫌，我似乎还有必要以“道德脊梁”这个概念为切入点而进一步深入展开话题。但是，在此，还是让我仅就本来意义上的“学恩”而补充几句吧。

　　《巴金研究资料》，尤其是收在中卷的《巴金著作译作编目》（还有后来问世的巴金研究文献目录的金字塔《巴金研究文献题录》）对后来的研究者大有裨益，是一切所有巴金研究者无不受惠的功德无量之业绩……这是学界全体要一致感谢的“学恩”。与此同时，我个人还以为，我看到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作风，在自己研究的性质和走向等重要问题上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这是超越一般性学术恩惠之上的、我个人深深铭记于心的“学恩”。

　　其实，话是很单纯的。我看到先生探索资料的彻底和细致，就理解了以下两点：第一，既然要对待“资料”，应该来个彻底、周到、细致，宁可不做，也不该做得不够完善；第二，以资料探索为主要内容的巴金研究，基本上不是一个老外如我可以轻易染指的。

　　关于第一点。我从1980年代末开始，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整理了巴金好友陈范予的日记和诗文手稿。这原系相当冒昧且困难的妄图。但是我之所以终于能够完成这项高难度的工作，将它成形为《陈范予日记》（学林出版社，1997年）和《情影—陈范予诗文集》（香港文汇出版社，2011年）两本，毫不夸张地说，因为我把李先生的研究态度——“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做起来，一定做得彻底”——当作榜样，从中不断得到无声的鼓励。乍看起来，这项遗稿的整理校订工作与巴金研究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是从事这项工作的期间，我不时提醒自己，念念不忘这其实是巴金研究的彻底表现之一，对巴金研究仍然有意义的。

　　顺便提一下：几年前早已编好，书稿都已经离开我的手，却尚未出版的《缪崇群文存》的编纂工作，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开始的。缪崇群也是巴金好友之一，留下了不少优秀散文作品，却在文学史上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作家。后来才知道，与我编辑缪崇群文集的差不多同时，李先生也进行巴金的好友马宗融的文集之编纂工作。对于我，这个巧合还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让我确信巴金研究的领域中仍然存在着应该勇敢开拓并彻底进行探索的空间和不少尚待深究的课题；既然李先生也进行跟我同样性质的工作，那就意味着我的“迂阔”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意义（说到马宗融，记得在1992年，我曾由先生介绍，有幸参加过“马宗融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吴祖光、盛成等老先生都参加的那次座谈会之召开，我猜想李先生一定做出很大贡献）。

　　关于第二点。李先生研究工作的“真功夫”，对于我教育作用很大：它让我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文学研究应该是什么样的研究。近年来日显繁盛的文学研究，称之为已够规范化，听起来还不错，其实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以对制度化的“学术”之无条件承认为前提，过度形式化；匆匆查了下网上数据库而“发现”的小小事实，或未经深沉思考的肤浅想法，披着学术论文“规范”的外衣，摇身一变就成为堂皇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所谓“学术论文”中不乏此类东西吗？我认为，李先生的研究硕果恰恰对于这种“研究”发出有力的警告。尤其是对于一个异域研究者而言，其研究应该指向被敏锐的直觉和深沉的思辨支撑着的强韧的假设之提示，应该具备与本土的研究在“质”的层面迥然不同的“质”，或者应该充分展开理论性的抽象思辨而探索“文学”与“人”的本质……先生如此教诲我。

　　李存光先生这样一位学者在巴金研究界里，对于我们这些同样研究巴金的后辈来说，是莫大的幸福。因为，我们把他的研究像北极星一样视为一个“定点”，可以随时对于自己的研究进行一番定位和调整。这个恩惠，如果不把它叫为“学恩”，又该叫什么？至于我个人，我要时刻高度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研究状态，认识到自己研究的意义，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应该走向何方，认识到自己为到达目标而做出何种努力。如此将我的学术研究本身对象化的过程中，李先生的工作始终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基准点。

李存光与坂井洋史摄于在“巴金与二十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场（1994 年 4 月，北京）

　　虽然在我与李先生的接触中，有很多琐碎的回忆和插话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但我在开头部分已经声明了本文不要写成“常见”的赞颂。但是，最后我还是想介绍一段插话。这个已经十几年以前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记得是1997年在苏州召开的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事。因为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已记不得当时情况的细节了。当时会上有一位年轻学子根据国外工具书上的解释，对“文革”进行了未免有点简单化的界定。对此，李先生居然以罕见的严峻态度提出了批评，说：“你不能用这样的定义来理解那个年代！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被禁止看书、写东西、自由发言，如此环境多么痛苦多么残酷，你能想象吗？”虽然不算准确的再现，但批评的要点就是这样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先生如此情绪化、强硬语气的发言（后来也未见过），这情景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之所以在上面所引《巴金论集》后记中写道：“他的人生道路也不能说是一帆风顺的，据说也有过挫折和坎坷”，因为我的脑海中一直留着有那时鲜明的记忆，虽然我不知道“他的人生道路”的详情。

　　李存光先生的研究并不是卖弄似懂非懂的“先进”理论，或者炫耀引经据典之广博令人瞠目结舌的。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提到了他的“声音”之大。在此，且将这个“声”与“音”作为一种比喻而言，那么，我认为，先生的研究不是被外在因素激发出来的“声”（所谓“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之“声”），而是由强大的内在力量支撑的“音”（所谓“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之“音”）。彻底执着于虽见平凡无奇，但极为周到翔实的工作，我想，如此姿势的背景一定存在着由衷而发的强大激情。否则，那么超人的工作不可能坚持很多年，稳扎稳打，几十年如一日吧？我也猜想，这种沉静的内发性激情，很有可能来自于对“文革”的简单化理解产生强烈的否定性反应的经验和记忆积淀的生存之根源，两者的“根”原是一个。排除了一鸣惊人的奇“声”，却依然在学界响彻云霄的“音”——我认为李存光先生的研究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这是所谓“大音希声”。诚哉古哲之言。

　　“大嗓门”的李存光先生所发出的静悄悄的“大音”……回顾李先生所赐“学恩”，我不禁胡思乱想了这些。

2020年8月17日酷暑中东京

本文刊于《点滴》2020年第4期

　　本期“梦与醉”栏目还推出了张爱玲、唐大郎两个小专题。陈子善《张爱玲识小十题》是一组短小生动的研究文章，如《关于张爱玲初到日本》《张爱玲再到日本》《张译〈老人与海〉再版残本》《唐大郎笔下的张爱玲》《木心笔下的张爱玲》等话题，兼具史料性与故事性，值得一读；谢其章《给〈永远的张爱玲〉加一点注释》，通过对《永远的张爱玲》一书进行梳理的形式，对长久以来关于张爱玲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成说进行了溯源与辨析；《〈唐大郎文集〉选辑》则是张伟、祝淳翔两位编者从洋洋12卷的《唐大郎文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中精选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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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

供稿：朱银宇